既崇洋又仇外,是精神上的新冠状病毒

我很羡慕豆角、苦瓜、番茄，不需戴口罩也很安全。——洪大小姐

前情提要：

有一句早已烂大街的话: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。不少愚不可及的聪明人将之解读成时间先后关系——之前写诗是文明的，之后就是野蛮的。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真的是时间的先后顺序问题吗？肯定不是。这句话的意思，应该是，也必须是，无论之前之后，如果写诗的人能够容忍像奥斯维辛这样的人道惨剧发生并存在，那诗歌就是野蛮的。更进一步说，如果诗歌不关心政治，诗歌就是野蛮的。如果诗人只写纯诗，只写美文，只满足于做一个文人，那诗歌真的是太野蛮了。

——《俞心樵谈话录》

此话的原文是：“奧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，也是不可能的。”流亡美國的德国犹太人阿多諾发此激烈的论断，本出于一時的悲愤，只不过強調纳粹集中营的恐怖，觉得文字无力表述其血腥罢了。后来他读到一首控诉纳粹邪恶本质的詩作《死亡赋格曲》，感动之余，又做纠正説：“長期受苦更有权表达，就象被折磨者要叫喊。因此关于奧斯威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說法或許是错的。”国人接受洋信息，多偏于耳食，且好做随声附和之谈，一句沉痛的慨叹几经传播，竟被偏解成奧斯威辛后写诗是犯罪的説法。诗人和诗仿佛成了文弱和感伤的别称，奧斯威辛也就被定格为人类残暴的典型，世间迫害的极致。既崇洋又仇外，这种德性就是精神上的新冠状病毒。

——康正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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